通常来说，人物传记片都是以历史事件为经，以主角的人生经历为纬，采用平铺直叙的叙述方式。但有“好莱坞当代鬼才”之称的导演诺兰显然不愿落入这样的窠臼之中，而是选择了双线叙述和打乱时间轴的后现代表现方式。电影以奥本海默和他的政敌施特劳斯的双重视角展开，为了加以区别，奥本海默视角的故事线采用彩色画面，而施特劳斯的视角则采用黑白画面，用最简单直接的方式表明主角与反派之间的对立立场。与前卫的电影叙事手法相配合的是全胶片拍摄和实景拍摄取代电脑特效的独特画面质感，这给银幕前的观众带来了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既突显了导演诺兰对于电影视听呈现的绝对掌控力，又展现了好莱坞电影工业高度成熟的执行力。
然而，相对于电影在形式上的精致唯美，其在思想内核上的浅薄同样显而易见——整部影片竭尽全力希望将“奥本海默”塑造成一个同时遭受内心煎熬与外在诋毁，并在坚持自身原则与对环境妥协间不断摇摆，历经反复“试炼”后，最终封神的“科学殉道者”。这样的人物塑造确实增加了电影的艺术感染力，但其副作用也相当明显，即在极力渲染奥本海默个人经历悲剧性的同时，忽略乃至刻意隐匿了真正造成其人生悲剧的社会历史动因。
历史上的奥本海默虽出生于美国，但因其家族来自欧洲上流社会，从小便接受了完整的欧式教育。成年后，奥本海默在欧洲顶级大学接受了高等教育，年纪轻轻就成为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著名物理学家。回到美国后，他受聘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并创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奥本海默理论物理学中心”，堪称美国量子力学的拓荒者，仅此一项就足以令其名垂美国科学史。时至20世纪上半叶，伴随着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对传统的牛顿力学体系的颠覆，作为人类科学大厦奠基石的物理学正在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尽管当时理论科学的中心仍旧在“老欧洲”，但地处新大陆的美国正利用国力和技术的优势，从实验科学的领域努力追赶。影片中，奥本海默的大学“邻居”——实验物理学家、回旋加速器的发明人欧内斯特·劳伦斯，便可以看作是这一趋势的具象代表。奥本海默的出身经历，让他天然成为了沟通老欧洲和新大陆科学界的桥梁。但也正是他身上浓厚的欧洲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与当时美国主流社会基于清教伦理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产生了根本性冲突。这种文化冲突其实才是奥本海默人生悲剧的真正源头。
影片将奥本海默与施特劳斯之间的冲突，归结于施特劳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两人间的私人恩怨。但在真实历史中，两人的冲突源于不同价值观的对立。奥本海默基于欧洲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来形成的人本主义思想传统，认为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是可以通过沟通交流，最终达成共识，而并非必须诉诸武力。而像施特劳斯这种从社会底层一路打拼而跻身上流社会的人，可以说是“美国梦”的生动实例，但也正因其复杂的人生经历，使之很难对他人产生绝对的信任，行事风格内敛而敏感，在思想观念上偏于保守，信奉实力至上。所以，在奥本海默看来，称施特劳斯为“鞋贩子”，指出其对同位素用途的错误认知，只是说出了事实，戏谑的语气只是一种无伤大雅的幽默。但是，对于施特劳斯来说，奥本海默正在利用其科学界的威望，试图毁掉他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大好前程，因此他对奥本海默的“迫害”，只不过是一种正当防卫罢了。在更深的层面上，施特劳斯便是美国这个年轻“工业帝国”所信奉的极端实用主义哲学的具象化——为了达成目标（“制造原子弹”），可以对一个有“污点”的科学家委以重任，而一旦他丧失了利用价值，立即弃之如敝屣，并且毫无道德包袱。
不过，正如影片中所呈现的，奥本海默真正的痛苦并非来自外界的迫害打击，而是因其“普罗米修斯化”后的矛盾心态。西方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本是泰坦神中的一员，出于对人类的怜悯，从神域中盗出圣火给人间带来温暖，并将各种原属众神的“神技”传授给人类。这激怒了众神之王宙斯，作为惩罚，将其禁锢在山巅之上，让巨鹰每天啄食其肝脏。在现实中，西方科学家常常被媒体宣传为当代的普罗米修斯。一些如今彪炳史册的伟大科学家，生前并不屑于将自己的科研成果公之于众，仅作为满足自身精神愉悦需求的一种消遣。随着工业革命的爆发，科研成果对技术进步的影响越发明显，科学家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誉才得以提升。不过，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往那种离群索居“孤岛上的科学怪人”式科学研究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要获得科学研究的重大突破，科学家就必须设法动用更多的社会资源，乃至举国之力。仅靠科学家的聪明才智，而没有美国的国家意志和超强国力配合，想要制造出原子弹也是天方夜谭。因而，如果奥本海默真的认为是靠自己的一己之力创造出了原子弹，并且因原子弹不受控制地被使用而受到良心谴责，那只能说他对人类历史、对现实政治的认识过于幼稚，是一种小布尔乔亚式的无病呻吟。
回到电影本身，《奥本海默》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题材相似的国产电影《横空出世》。客观地说，若仅就电影技术和艺术表现力来看，《奥本海默》确实略胜一筹。但这种比较其实毫无意义。《横空出世》是一部中国的主旋律影片，而《奥本海默》则是典型的好莱坞商业大片。两者定位不同，自然带来完全不同的呈现方式。更何况，当我们上升到思想层面，二者高下立判——《奥本海默》中的科学家是孤独的，不为世人理解，但执意充当盗火者，为愚昧的世人展示神迹，普通人则沦为背景板；而《横空出世》中，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是与国家意志和人民愿望紧密绑定的，他们放弃个人荣辱，投身于民族伟大复兴的洪流之中。两者折射的是当代中美两国立国精神的根本不同。
当今的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关系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大变革中。以往那种基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叙事语境中建构出来的、所谓“科学无国界”“全球科学共同体”的神话正在破灭。另一方面，人类在基础科学领域已有超过半个世纪，没有再出现如20世纪上半叶那般突飞猛进式的革命性进展，科学发展给全人类带来的发展红利正趋于枯竭。究其根本，是因为“科学之树”上的低垂果实已经被采摘殆尽，而要摘到高处的果实，就必须举全人类之力，持续不断地投入人力物力财力。要真正实现这一点，必须真正让“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全人类的思想共识。对于当代中国的艺术工作者和科学传播者来说，这是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而要达成这一目标，首先要在思想上坚定“四个自信”，在艺术创作上精益求精，在传播方式上尽量贴近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只有真正把人民当作历史的主人，将科学理论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相结合，把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民的福祉密切联系起来，才能让科学成为照亮人类前进方向的火炬。（作者：天津艺术职业学院副教授、天津市科普作家协会理事刘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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